徐朝辉:质量时代的艺术品价值发现(《中国艺术金融》2018-12)

者:徐朝辉(成都屹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省文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来源:《艺术品鉴证(中国艺术金融)》杂志2018-12


徐朝辉:质量时代的艺术品价值发现(《中国艺术金融》2018-12)

徐朝辉:质量时代的艺术品价值发现(《中国艺术金融》2018-12)

对艺术金融这一前沿学科而言,价值发现是基础性话题也是艺术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石。艺术品的价值评估必然通过其价值发现来形成共识,才能对其量化和风控结构化,进而充分释放其金融属性。反过来讲,如果艺术品的金融属性未能充分释放,必然是价值发现环节不畅通。就艺术品市场的流通而言,价值发现又是怎样一种定位和功能状态?它与艺术品质量之间是怎样一种趋势性建构?人们又该立足于什么样的场景来发现其价值?这些是艺术金融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


一、价值发现在质量时代的定位

“质量时代”是当下人们对品质生活需求的一种客观反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过程的特征,是对质量词语中“质”的抽提性解读,突出其重要性,强调它对人们美好生活期许的功能性满足,注重了物质性描述。对日常生活商品而言,重在关注原材料、生产工艺、市场流通以及消费过程中的标准化建设和溯源性等。对艺术品而言,是否该从这些方面去认知、释读,强调质量中的“质”呢?估计人们会有不同看法,笔者基于个人体悟,认为“分类论质”应该是艺术品质量时代价值建构的一种有效方法,不同媒材的艺术品就“质”而言所形成的文本差异非常不同。

比如同一母题的绘画艺术品与玉雕艺术品因媒材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价值发现文本的差异巨大。从分类论质角度看,材质的成本价差及其形式结构和所承载的母题精神支撑了价值发现的结构。两者在人文精神性方面虽然具有“等同”的效果,但因为它们之间的媒材价格成本及其形式结构相差非常大形成了彼此间的“差异”。不同类别艺术品价值发现定位要区别对待,有的注重精神性,有的注重物质性,有的可能是两者叠加。这三者既独立又相互融合,很难说清它们对艺术品价值贡献的占比,但它们一定是艺术品高质量价值发现的核心要素。

相信大家都明白艺术品的物质性,但对于精神性与价值发现关系不一定深刻认知。这种认知的深度和广度完全取决于价值发现者的综合能力,比如审美趣味、美学哲学观点,以及传统文化方面的学养等。那些受到此等内容和形式训练的价值发现者,建构的艺术品精神性“质量”必然远超他者,这就是质量时代艺术品价值发现所客观要求的,也是文化艺术繁荣发展趋势所决定的。在质量时代人们对艺术品价值诉求更多趋向于精神性,这种精神性发掘与文本解读具有明显导向,会带给人们多元化思考。

比如人们通过互联网视频了解一件宋代龙泉青瓷,在领略其多种美感的同时,更能被与之对应的语言描述诱发某种欲望和思考。再比如,艺术品拍卖公司对重器或重点拍品所作的文本描述一定比较丰富,而且是多角度的。他们所作的价值发现相对彻底,能够激发购买者的竞拍热度。在这两种状态中,可感知到价值发现是多维度的,是对非标艺术品的立体发现。

由此建构的文本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价值尺度,在突出艺术品“质”的前提下,达成艺术品估值的量化区间共识。无论是增量艺术品还是存量艺术品,其价值发现都是立足于它的“质”而展开,确切说是围绕它蕴含的人文精神而升华。基于这种判断,提出“分类论质”和“等差效应”作为艺术品价值发现的重要抓手,抽提出艺术品蕴含的高质量精神性要素。通过这种形式所作的价值发现有三方面功能:首先是艺术品的人文精神得到更充分释放;其次是能够形成价值评估的共识区间;三是能够非常精准地传播和建构高品质素质教育,让审美趣味的培养得以广泛普及。


徐朝辉:质量时代的艺术品价值发现(《中国艺术金融》2018-12)

二、趋势对艺术品价值发现的影响

艺术品提供给人们的是精神消费,是个体性思维活动与群体互动的结果,具明显主观意志力。无论欢乐、惊恐、愉悦还是宁静、愤怒、忧思,都是一种品位式体验。而在不同时空状态下,价值发现者所用词语及其强调的角度非常不同。换句话说,就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诱导性,以此来影响对该艺术品的价值判断和品位体验。如果多数人受到该文本深刻影响,形成一定共识,其价值认同趋势就在客观语境中形成因此,这种主观性是推动艺术品价值发现的重要力量,是一种重要的趋势性因素,反过来讲,这也是趋势形成的客观前提。比如中国传统母题中的“福禄寿喜”,其文化精神性是众多题材中最为宽泛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阶层,对其需求都具高度共识无论以什么媒材、什么形式都契合了人们多元化需求,多维度精神消费,这也是在等差效应语境中的重要价值呈现。

艺术品价值发现的过程也是对作品艺术性不断追问的过程,这个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趋势性建构。对同一件艺术品,在不同时空中会采用不同追问形式,由此建构的价值发现文本也非常不同。受趋势因素影响,艺术品价值发现就成为一个永恒话题,即其价值发现是动态的、延展性的,是一个被不断重构和解构的过程。正因如此,没有谁能穷尽艺术品的人文精神内涵,以“意韵”为审美主导的中国传统艺术(书法绘画、篆刻雕塑、器物纹饰、诗词歌赋)更是如此。换个角度看,探讨价值发现与趋势之间的关联度,其目的在于解决艺术品估值方面人文信息的数据化支撑。在不同趋势下,艺术品的估值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果这种不同采用某类数理形态描述,必然是波浪形,就一件艺术品的估值来讲,同样也是波浪形。当我们在艺术品价值发现时,如果没有充分考量趋势因素带来的功能性影响,由此形成的文本信息对评估的权重就会被削弱,就会脱离实际而不具针对性和现实性。

价值发现是动态过程,趋势在艺术品语境中是一种方向性导引,同时也是影响艺术品评估的关键性因素。在质量时代,价值发现在艺术品及艺术金融生态圈中也存在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比如宗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题材,在当下语境中价值发现就非常不同,其侧重点需要谨慎对待,即便媒材、表现形式完全相同,且为同一艺术家作品。由此可见,随趋势语境变化,艺术品的核心价值即人文精神释放角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从原初上就注入到了艺术品的价值评估框架内,客观上也反映了“分类论质,等差效应”对价值发现的贡献度。


三、场景转换对艺术品价值发现的影响

前述从艺术品自身“质量”状态价值发现方面探讨,具内在性通过对场景转换来认识艺术品价值发现,是外在性的。无论什么形式、内容以及媒材的艺术品,都有其处置空间,也就是应有的场景。从外在因素看,当场景发生定向改变时,客观上就打破了原有的价值构成要素。比如张大千敦煌系列的部分画作,当初在成都展出和后来在巴黎展出,建构的价值发现和估值效应非常不同。同样,一件艺术品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和在省级博物馆展出所带来的价值发现差别非常大。基本原因在于场景空间中的参与者(包括展览组织者和观者)不同。参与者群体的阶层身份、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等的差异,本身就对艺术品起到了价值发现的效应区分,并从客观上为艺术品注入了新的价值因

质量时代的场景转换对艺术品价值建构尤为突出。艺术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需要共享,需要在广域空间场景中传播反过来也丰富它的人文精神建构。由此认为,艺术品价值发现及其估值本身就是一套开放性系统,有其自身发展和进化规律。艺术金融研究的对象之一就是可移动且在市场流通的艺术品,它的处置场景发生转换就意味着价值的重塑。一件艺术品历经数次国际大拍卖公司的参拍后,其价值提升度难以想象。因为每次出场所面对的参与者都有所不同,都会带来不同的关注度、评论度和精神诉求度,短期内呈阶梯式上升。为此,价值发现者会尽可能把它的本体信息质量在“分类论质,等差效应”的语境中发掘到极致。

还有一种情形是人们的共识性看法。一件艺术品如果曾在某位社会名流的府邸秘藏或陈设,它的价值发现质量就必然得以提升。因此,艺术品处置场景的转换有其纵向的家族或机构传承影响,也有其横向的市场流通交易影响。这两个维度对艺术品的价值发现是重要的外在性关联因素。正因如此,艺术品的价值发现才会是永恒话题,并且受到场景转换和趋势变化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力如鹰之两翼,是驱动艺术品价值发现的重要内生动力,也是艺术品人文精神性被高质量重构和建构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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