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文化传承，无雄安未来

文化资源：保护与活化

雄安新区的历史使命与高点定位，决定了文化是立区之魂。没有文化传承就没有雄安未来。在规划编制中体现文化先行的理念，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示范区，守住安全红线、生态红线，更要守住文化底线。新区文化是城市文化精神以及城市景观的总体形态，要保护与活化文化历史资源，让城市建筑环境传承历史记忆，形成连续性的城市记忆与城市文脉。

(一)历史古迹：让历史古迹成为新区文化地标

雄安新区历史文脉悠长，承载着超过千年的历史文化资源。雄县、容城、安新三县最早在汉代就已建县。三县目前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0余处，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点140余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更多。

雄县境内，古时雄州是边关要塞，宋军为抵御辽军修筑的堪称“地下长城”的大型地下防御工事蜿蜒十几公里，气势恢宏如今依旧可辨；

容城境内，商州时期的晾马台遗址、春秋战国时期南洋遗址以及唐代晾马台遗址均保存完好，并出土了大量陶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安新县内的“两塔一庙”历经沧桑，如今已经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光荣革命传统。

这些只是雄安新区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积淀的冰山一角，经过系统梳理，我们发现文物保护区范围内的遗址保存相对完整，这里的文化挖掘和保护工作正在展开，文化遗存的修复与保护工作也已经被列入计划。一处处历史遗迹记录着千百年来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在时空变换的新陈交替与变迁之中，恰恰是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维度的遗址构成了城市独特的魅力，并世代延续。

历经千百年时间沉淀的文化古迹不仅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空间，更塑造了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基因，代表着城市独有的文化精神。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精心地保护文物建筑、城市历史，建设众多的博物馆来保护这些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雄安新区未来的城市建设，文化自然不能缺失，其中历史文化更要重点保护，而作为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历史古迹则应该成为雄安新区的文化地标。

要让历史遗迹成为雄安新区的文化地标，

首先必须系统梳理新区历史文化，并进行保护与活化，让原住民能够记住新区的历史，让外来移民能够深入了解与感悟新区的历史积淀。

其次要借鉴国际经验，让古迹在新区复活。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提高名胜古迹的利用率，从新的角度诠释文化遗产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并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严格遵守文物保护规定，不使古迹受损是底线。

再次，统筹古迹内外环境，延续历史氛围。只有完善基础研究，熟悉内外环境，才能有的放矢寻找保护与活化的措施。除此之外，要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文物与遗迹的保护之中，用现代化的措施与手段提高修复、建设与保护的能力。

(二)非遗传承：让非遗传统“活”在当下 

雄安新区文化积淀深厚，一批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新区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雄县共有非遗项目21项，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3人；安新县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容城县共有市级非遗项目2项。

随着雄安新区建设的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然会面临生存环境变迁、传承人断代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将对目前非遗保护带来一定的阻碍。就目前来说，雄安新区的非物质遗产保护存在着传承意识与传承主体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基层文化部门对于非遗的认识及重视程度有限，一些非遗项目或散落民间，或未能发掘。例如“容城八景”是已挖掘的两处市级非遗项目之一，据《容城县志》记载，该非遗项目原为容城县的八处景观，现在传承下来八个传说，但该项目已没有传承人，只有三贤文化研究会的一些会员可以完整讲述这八个传说。除此之外，尽管还有一些类似于酒曲制造等地方特色传统技艺存在于新区，但并未收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其次，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主要由中老年人承担。例如容城的市级非遗项目高腔戏，它起源于清代乾隆年间，为飞叉会表演前奏曲目，代表作有《五鬼拿刘氏》等。但由于目前高腔戏的传承人年事已高，受身体原因所限，传承活动基本已经不再开展。在雄县，起源于宋元时期的雄安古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研究民族古典音乐的宝贵文化资源。但目前的表演队伍，半数以上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年轻学员数量稀少。在雄安新区，曾经家家户户编苇席的盛况早已不再，编苇这项技艺甚至只有60多岁的老人们掌握，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但随着传承人的逐渐老去，年轻的传承力量却断代严重，为非遗传承带来了一定难度。

因此，让雄安新区的非遗传统活在当下，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尊重客观规律，从上至下，从高层至基层树立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要着重观察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生存情况、生存环境，既要注重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形态，更要保护其根本的生命力。

其次，针对传承人，应该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局面。一方面要依靠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扶持；另一方面要鼓励社会力量与民间资源的参与，尤其是要在未来一批高等院校进驻雄安新区之后，加强与高校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民间传统技艺输送一批专业管理人才。

第三，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其竞争力与知名度。要突破单纯封闭式、抢救式的保护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市场接轨，用更开放的思想拥抱市场、实现传承，不断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竞争力与生命力。

(三)红色文化：铭记红色历史，弘扬革命精神 

雄安新区在中国民族革命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片热土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镌刻着鲜明的红色印记，孕育了深厚的革命精神。在雄安新区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将红色文化作为一个着眼点，将此处的红色文化资源与其他的文化资源融合在一起，创造出雄安新区的文化名片。

总体来说，雄安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类型丰富且历史价值高、影响广泛、文化基础厚重。就历史价值层面而言，茂密葱茏的白洋淀里，一道道芦苇形成天然“水长城”，为抗击日寇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支神出鬼没、骁勇善战的抗日武装——雁翎队，智取十方院岗楼、夜袭大淀头岗楼、巧用矛盾端岗楼等对日抗战的英雄事迹至今广为流传。岁月磨平了多少当年曾辉煌一时的往事，而雁翎精神却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在白洋淀人民长期抗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敢于斗争、机智灵活的雁翎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节。就影响范围而言，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例如《小兵张嘎》《荷花淀》等，对历史上发生在白洋淀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事迹都进行了很好的宣传与弘扬。白洋淀既是革命圣地又是华北明珠，这些在碧波万顷的芦苇之间生长出来的红色文化，与绿色的绝美景致构成了白洋淀文化更广阔的想像空间。 

相比于其他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有更加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它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与人民性，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具有传承历史和教育人民的作用，对红色文化的发掘既要注重实体性遗产的保护利用，更要注重精神内涵的提炼升华，这些红色文化不能只是被动地承载传统、反映历史，更要成为培育先进文化的酵母，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思想源泉、精神养分和创新动力。

基于此，在雄安新区未来塑造红色文化名片时，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红色文化资源要与个体、群体环境形成互动。白洋淀的革命文化经过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淬炼，包含众多人、事、物、魂等具体内容，要挖掘红色文化中生活化、草根化的内容，适应群众需要，真正将红色文化渗透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

第二，红色文化资源要与经济功能形成合力，不论是物质形态还是非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具有政治与教育功能的同时，还应具有市场经济功能，要充分利用良好的知名度和现有的品牌效应，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将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等进行整理，打造品牌，多元融合，形成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做到铭记历史文化，弘扬历史精神。

(四)民俗文化：延续文化生态，为雄安留住乡愁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模式，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一般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所谓“小传统”则主要指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民俗与民众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日常生活文化，展现了这个地方的民众生活智慧，传承了独有的文化基因。但同时，民俗文化又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根脉文化，为这个地方的精英文化、典籍文化甚至外来文化提供母体、奠定基础。雄安新区的人民长期以来伴水而居，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为生活方式打上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第一，民风民俗淳朴，文化发展方式传统。雄安三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民间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多元的民俗文化。容城县的民间花会年年举办；中元节时用荷叶或荷花制成河灯放在水中的习俗流传至今；捕鱼、织网、苇编和那些朗朗上口的渔谚都表现着雄安新区与众不同的文化气质。 

第二，传统观念影响深远，移风易俗初期受到阻碍。这种情况在乡镇和农村地区表现较为明显。以白洋淀为例，白洋淀周边各村村民生活经营方式较为传统，主要以捕鱼、手工业、服装业为主，至今这个片区还有水葬的风俗习惯。村民们的传统观念不容易改变。 

第三，文化名人的精神影响世代传承。无论是来源于生活的传统民俗，还是植根于心灵的文化精神，在雄安新区这片热土，都以其最淳朴的方式影响着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容城三贤之一杨继盛第十四代传人杨四合老先生曾为了感念祖先的无畏精神，号召组织村民捐款复原重建了杨继盛祠堂。祠堂逐渐受到政府和各界的关注，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汇聚于此。每月初一十五，祠堂必有进香供奉，杨继盛的精神得以流传，渐渐成为了容城这一方土地的文化象征。

我国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造城运动带来农村空心化、传统民俗文化大量消亡。雄安新区的城市建设，不能只看见未来而抛弃过去，要保护传承优秀的民风民俗，要让雄安人民即使是在很多年后也能感受到“乡愁”的温度。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要遵循民俗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保护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利用，激活其内在活力和生命力，积极有效融入当代元素，使民俗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得到保护。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并不是“原汁原味”地将民俗文化作为标本进行保护，而是要保护其文化内涵、文化基因、核心工艺，把它们变为现代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变成“活”在我们身边的必不可少的活态文化。 

(五)文学流派：荷花淀派与白洋淀诗群 

雄安新区坐拥着被称为“华北明珠”的白洋淀，它既是华北平原水文湿地的自然遗产，也是在人类文明历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融相济的文化遗产。 

▲航拍白洋淀。新华网王立鹏/摄

以“荷花淀派”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文学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荷花淀即白洋淀，“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起源于孙犁1945年写作的《荷花淀》。在创作上，“荷花淀派”主要描写白洋淀地区农村日常生活，语言清新、朴素，富有诗情画意，有“诗体小说”之称，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如今，孙犁已经成为白洋淀地区的文化名人，孙犁纪念馆也成为白洋淀地区的文化地标，这里完整收录了孙犁的主要作品、生平思想和创作历程，具有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价值。

“白洋淀诗群”为新诗潮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使安新县成为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全面复苏的发源地。“白洋淀诗群”形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创作群体是1968年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到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北京知青，包括根子、芒克、多多、依群、方含、宋海泉、林莽等，他们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以其创作高度把文革“地下诗歌”推向高潮，被称为新诗潮在潜流期最具典型意义的诗歌群体，为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全面复苏唱响先声。 

白洋淀不是独立存在的单一生态体，它令人心醉神驰的自然风光与其浓重深厚的文化色彩，延续着雄安新区悠长的历史文脉，承载着新区的文化价值。这里是人文的热土，是历史的积淀，是创意的起点，如何在新区建设中雕琢这块瑰宝，使其在新时期绽放光芒，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以上内容均节选自《雄安新区研究的新理论增长点——基于文化、产业、民生的现实维度》，作者：范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