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影像工作者积极投入纪录影像创作中，以传统手工艺和古老民俗为题材创作的纪录片也越来越被观众认可和欢迎。“我们能够给予物质的任何面目，最终都不如真实对我们有用。只有真实才经得住考验”。
6月7日到9日，首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影像展”在山西平遥举办，30部（集）入围影片参与此次展映，作品包含但不限于以非遗名录项目和传承人为对象拍摄和创作的、展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纪录影像。
此次影展还同期举行了“作为国家记忆的非遗影音文献论坛”，学者、媒体人、影视机构等不同视角的影像创作者进行了“多声道”的对话——媒体及影视传播机构更多地关注非遗影像的传播维度，而学界则更关注如何准确地记录非遗文化与非遗知识生产的伦理问题。
谷雨采访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的朱靖江和云南大学的陈学礼，共同探讨影像作为非遗知识档案的独特价值，及影像的创作伦理。
朱靖江：影像和文字就像左脑和右脑
百年之后，我们更愿意看文字“档案”的表述，还是影像“档案”的表述？影像作为一种媒介，其合理性、价值、潜力在哪里？
近十年来，影像的表述成为热门，这与当代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以前摄影机的技术、成本门槛很高，普通人无法接近。而如今，如果没有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没有技术的支持，我们很难想象视觉文化如此活跃。
影像和文字都是记忆的载体。文字是我们习惯的知识承载方式，而影像更强调具象和可视，它是视觉的、感官的、直接的，能够给予一种直接的交流感。
譬如此次展映的作品《最后的大东巴》，用镜头还原将要失传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教仪式。如果仅从文字去习得这些知识非常困难，通过影像则可以更好地传承。
在少数民族的知识传承里，非文字的方式尤为重要。每天都有东西在消失，因此需要将它们留存下来，传承给后代，留存给未来。这是影像最早被赋予的价值。
《最后的大东巴》海报。
60年代之后，影像不再是简单、客观的素材积累，而是作者基于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最终建构的表述系统。如今，影像更是被用来进行一些实验性的探索，其不再仅仅考虑表达或论证一个观念，而是来拓宽我们认知世界的可能性。
影像民族志的独立性问题，其实是在讨论影像有没有独立于文字的价值。不能将影像与文字做简单对比。它们就像左脑和右脑，分工不同，是具有独立文化价值的两个不同表述系统。
文化在不断发展，通过虚拟现实（VR）等新技术将传统手工艺和民俗存续下来，增强传播、互动、习得的可能性，是人类学界、民俗学界、影视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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